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各位委员！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药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
　　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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